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強調，每個人都會依「理性自利」的原則進行經濟活動，由「看不見的手」讓供給與需求的機制充分運作，可以得到最大的整體效益。然而，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大企業家與資本家能夠將資本集中化與壟斷化，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貪婪」與「投機」不斷被合理化，各地的貧富不均、社會矛盾問題四起。看起來「利潤極大化」的經濟邏輯顯然完全無法像古典經濟學家所說，導向效益最大化。

   面對各種經濟危機、環境生態危機，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可行的經濟方案作為補充或是並行機制。其中，「經濟民主原則」——公民與第三部門更積極有效的參與——是一大關鍵。在歐洲國家討論已久的「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概念，特別強調經濟組織的社會公益目的與永續發展目標，已受到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正式認可，被視為一種對現有經濟體制的重要補充。其中包括合作社、互助組織、協會、基金會等四種組織型式，歐盟稱做「社會經濟企業」（Social Economy enterprises）。這樣的組織型式，實際上也屬於「社會型企業」（social enterprises，或稱做「社會企業」）的範圍，只是前者被正式定義在歐盟的法規以及政策當中，而後者更一般性地指涉各種具志願性質、實踐社會公益為主要目標的非營利組織或企業。

   在社會型企業中，合作社（cooperative）的歷史發展最久、定義最明確。國際合作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ICA）定義合作社為：「基於共同所有及民主管理的企業體，為滿足共同的經濟、社會、文化需求與願望，而自願結合之自治團體。」全球目前已有超過8億人為合作社社員、每年營業額超過1兆美元；歐盟25國有超過24萬個合作社企業、1.4億名社員、1千萬名員工（註1），且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組織及社員數目都呈現上升的趨勢。

   台灣截至2011年底也有4,803個合作社，社員超過276萬人。若我們將「股金」數目除以社員人數就能發現，台灣各類專營合作社的平均每位社員股金數目僅1,949元，其中，農業合作社平均每人2.2萬元，工業合作社平均每人1.2萬元，而消費合作社平均每人股金僅252元。顯見合作社企業的加入門檻很低，而且一旦加入之後，會員之間的權利及義務基本上一律平等（註2），不像一般公司企業，即使「入股」之後，權利義務也和出資額成正比，小股東對於公司的營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總而言之，以合作社企業為運作機制的「合作經濟」，對於各種在地生產單位，以及眾多基層人民來說，實為一種重要的經濟機制。

   各類合作社企業成立的原因主要為以下幾項：面臨市場競爭，小農或小型生產者的競爭力太低、耕地小、產銷不易的問題（生產合作社、農業合作社），需要以合作社企業的方式，加以克服；以共同購買的力量降低生產成本或是日常生活的開支（消費合作社）；有的則目的在以合作社企業的方式，提供金融、保險等服務（信用合作社、儲蓄互助社、保險合作社）。但與歐美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目前台灣的「公用合作社」僅19家，對於提供兒童照護、住宅、教育等福利政策補充性質的合作社仍有待發展。

   若單以農業來看，合作社企業可說是相當重要。台灣的農業生產是以小農型態為主，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農林漁牧業普查」，台灣現有約78萬戶農戶，其中有42.8萬戶（約55％）的耕地面積在0.5公頃以下，19.7萬戶（約25％）的耕地面積在0.5至1公頃，平均耕地面積0.7公頃，中位數為0.4到0.5公頃。截至2011年底，全台灣有226個合作農場、社員約1.5萬人，以及907個農業合作社、社員約15萬人。若合作經濟持續發展，在經濟面能避免中間商的剝削、避免同類生產者之間削價競爭，有助於創造規模經濟，讓傳統農業轉型、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舉例來說，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透過組織運作，將小農戶集結，發展大農制的管理模式，成為台灣合作社企業的成功案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經濟效益指標」衡量經濟活動，但成功的合作經濟不只追求市場上的獲利，更具有非經濟因素正面效益。例如漢光合作社產銷班的經營、e化生產流程，以及目前在推動的生產履歷表制度，都具有改善社會關係、達成推廣環境保護等目標的可能性。透過新科技的引入、與農人觀念的溝通，漢光建立一套生產體系，要求農田土壤及水質通過檢測、不購買未合格登記的農藥及禁藥，以及讓所有蔬果在採收前進行採樣及生化檢驗，使農民改變傳統大量使用農藥，而且無專業分工的生產方式，如此一來也能提昇消費者購買的品質。一般慣行生產模式較沒有動機去推廣這些作為，因為「有機」的成本高，且必須花很多時間才能改變生產者的觀念。

   新竹縣司馬庫斯部落是另一個備受矚目的合作經濟案例。他們除了成立「部落發展協會」之外，2004年成立「Tnunan Smangus」組織（土地共有的司馬庫斯），對外名稱為「司馬庫斯部落勞動合作社」。族人共同規劃土地的使用，集體經營司馬庫斯的旅遊觀光，所得利益均分，並建立一套完善的福利制度。合作經濟不但有助於部落內部的互助合作，也有利於傳統文化與其所認同生活方式的保存。在一般的村落當中，合作經濟有助於提升社會關係，協助社會整體生活網絡的建立，如此則可以解決失業問題、提供福利照顧，讓人們的生活更穩定，且有額外的受訓與教育的機會。整體社會問題減少，勞動力品質也能有所增加，這些好處或許無法透過GDP（國內生產毛額）指標實際衡量，但是卻有助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追求的各項經濟指標的提升。

   進一步來說，合作事業帶來成就不只是顯現在幫助經濟活動成長，其好處更可以體現在各種GDP的替代指標方面，例如綠色GDP、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國民幸福指數（GNH）。從許多實際案例可以得知，合作事業的發展趨勢的確如學者梁玲菁所觀察的結果：「形成3C產業、營造3H生活、兼顧3N發展」。（註3）也就是形成關懷（caring）、社區（community）、以及氣候（climate）三大產業；營造更貼近人性（humanity）、健康（health）以及幸福（happiness）的生活；並能在發展的同時兼顧未來性（the next）、自然環境（the nature）以及社會經濟網絡（the network）。因此，合作社社企業存在的需要性正如2012年「國際合作社年」的標語所說：「合作社企業建造更美好的世界（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

●註1：請參閱ICA網站。

●註2：孫炳焱，1996，〈論合作原則的演進與一九九五年新合作原則之含義〉，《合作經濟》，50：16-22。

●註3：梁玲菁，2011，〈國際合作經濟的主軸與綠色發展〉，《合作經濟》，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