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政府 禮貌不是年輕人最該在乎的事

陳方隅
刊登於台灣立報,2013-9-26(紙本版9-27)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3687

每個人或許都會遇到以下的經驗,不管是自己或是朋友身上:看到任何社運抗議活動的報導,先眉頭一皺,大罵「這些人怎麼這麼不理性」;爸媽看到陳為廷質疑教育部長說謊,首先強調禮貌的重要性;回家就先被父母訓一頓「你看看年輕人整天閒閒,又是丟鞋、又是丟雞蛋,還潑漆!」或者是,看到國旗被「暴力份子」拆下的畫面,在FB上發表慷慨激昂的留言。

一般日常生活當中,禮貌當然是重要的。但是面對政府,「禮貌」絕對不是年輕人最該在乎的事,因為政府從來也不會對我們有禮貌。套用韋伯(Max Weber)的定義:「國家是暴力的合法壟斷者。」警察、軍隊,隨時都有可能採用暴力的手段對待人民,近期就發生除了軍人虐死案,還有許多警察執法過當、任意逮補及使用社會秩序違護法濫訴之事。各種情治單位也常在侵犯人權,例如監聽現在是很普遍的事情,身邊就有朋友反映自從參與社會運動之後,手機開始出現明顯雜音及非常高頻率的錯誤來電。

從報章雜誌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禮貌」與「理性」是最常用來評論社會運動的詞彙,主要大報也刊出了年輕學 生指責社運暴力或是極端的投書(例:林家興,2013/08/21趙祥亨,2013/9/21)。我認為,極端、暴力、或其他標籤,其實都只是主流媒體片面之詞,認清楚媒體及政治人物的想法,這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為什麼媒體及政治人物希望我們一定要有禮貌,因為他們希望人民最好都乖乖聽話不要有意見。當有任何反政府的聲音出現,政治人物也會希望大家都去討論抗議者有沒有禮貌,這樣就可以讓「真正應該被討論的事情」轉移 焦點。例如以大埔事件來說,可能鮮少有媒體會報導苗栗縣政府是如何用怪手毀農田、縣長是如何明白在議會質詢時表示徵地是為了要等地價上揚之後再賣掉(而不 是什麼科學園區開發,或是要解決交通問題),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常有社運人士聚集的咖啡店兩度被砸等「真正的暴力行為」。只要大家都去討論社運的「極端」行 為,自然就不會注意到實質的問題所在。再舉個例子,有多少人知道為什麼陳為廷會在國會「沒禮貌地」發言呢?看過其發言影片、了解到教育部長確實說了謊的人實在少之又少,但透過報紙和電視,卻有太多人只知道有個清大學生對大人沒禮貌。

第二,我認為這些被貼上極端標籤的社運,基本上都是既禮貌又 理性。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所有的主流媒體報導當中,總是盡量去傳遞「衝突」的一面,因為這樣才能拉高閱聽率,也才能捍衛「主流」的價值(簡單來說就是要 避免去動到既有的政商關係與體制),事實上所謂的衝突並不常見,或者僅為一系列活動的一小部分。而且,在這些抗議行動的背後,是無數公民投入當地蹲點、訪 談、做研究,進一步討論出組織的論述以及理論基礎,最後才形成的集體行動。社會運動要成功的必要條件,就是要具備有理念、懂得理念、以及可以傳播這些理念 的人,才能夠凝聚,其手段就是像讀書會、研討會,以及很多的額外「做功課」與充電。如果缺乏這些深層且需要更多時間的檯面下功夫,則充其量集體行動只是一場單純的遊行或抗議,並不算是社運,要不是被政府官員忽視,要不就是被輕易打發。套一句吳副總統面對民眾陳情時所說的:「你不要這麼專業好不好!」社運的 論述就是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程度,才有可能和政府官員打交道。而這些論述的產生過程,正是無比的「理性」。

社運活動背後的準備過程當然都不會上媒體版面(很多時候,「結果」也不會)。要解決主流媒體壟斷話語權的狀況,其中一項辦法就是透過獨立媒體與公民記者,並從來自現場的第一手聲音去了解 事情真相。就看每個人是否願意多花時間、敞開心胸接納這些看起來與主流媒體很不一樣的視角。要解決政治人物打著「依法行政」口號恣意妄為的狀況,就得靠更 多公民投入,了解真實狀況,並且形成給政治人物的壓力。

最後要說的是,我們當然都希望做事情要「理性」。其實,這個詞在學術研究上的定義是:「在所有可選擇的選項當中,選取偏好排序在最高的。」不要再用主流媒體 的觀點去罵哪群人不理性及不禮貌,重點是要了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偏好排序及行為?若我們都被政治人物或老一輩的「有禮貌」觀念給制約住,這才是真正的不理性。

(作者為「青年要好野」執行委員、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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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留言
先前在立報的專欄因為印刷空間問題而暫時停掉了,有點可惜。這次來個投書,算是簡單回應兩位認識的朋友在大報上的投書。(立報較容易給作者長一點的版面)

摘錄:不要再用主流媒體的觀點去罵哪群人不理性及不禮貌,重點是要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行為?若我們都被政治人物或老一輩的「有禮貌」觀念給制約住,這才是真正的不理性。


學長留言:「禮貌」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台灣社會對上位者跟平民百姓的雙重標準。對百姓我們強調即使有理(正義),也要用有禮貌,合乎社會規範的方式去發聲。但對上位者我們社會卻放縱他們用程序不正義去追求「看似」有理的結果。簡單講就是我們的社會過度信任政府,但用超高標準對待社運或弱勢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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